逆襲的鄭州

　　地處中原的河南省會鄭州，既不靠海，也不如南京、武漢等省會城市緊挨大江大河。

　　因此很長一段時間，鄭州在全國經濟版圖上的戰略地位并不高。

　　甚至，鄭州所在的中原城市群，也一直屈居津京冀、長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之后，默默無聞。

　　不過，這些都沒能阻止鄭州的成功逆襲。1990年，鄭州生產總值破百億;2003年，破千億;2018年，成功實現“三大突破”：GDP首破萬億、人口破千萬、人均GDP破10萬元，晉級九大國家中心城市隊列。

　　從默默無聞的縣城到省會城市，再到國家中心城市，鄭州究竟靠什么成為一匹“黑馬”城市?

　　01、逐漸落寞的中原城市

　　鄭州地處中原腹地，居河南省中部，北臨黃河，西依嵩山，東南為廣闊的黃淮平原，東接開封，西依洛陽，既為中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也是國家綜合交通樞紐。

　　從歷史角度來看，鄭州堪稱中華城市文明的濫觴。

　　這片土地的文明始于三千多年前，商湯建都鄭州商城，史稱“亳都”。

　　占地25平方公里的古城，內城方正，外城呈圓形，圍繞外圓內方的布局，借此體現古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

　　至今，鄭州的中心城區依然保留著7公里長的商代城墻遺址，悠久的歷史文化在此厚積薄發。

　　春秋戰國初期，群雄爭霸，頗有遠見的鄭桓公帶著族人和資產東遷，建立鄭國，定都新鄭(今鄭州新鄭市)。

　　鄭國后被韓國所滅，韓國為躲避秦國鋒芒，將首都遷至新鄭，整個春秋戰國時期，新鄭作為首都長達五百多年。

　　戰國中期，魏國開鑿鴻溝，溝通黃、淮，自鄭州附近的滎陽引黃河水向東南與濟、汝、淮、泗水會合，形成水運河網。

　　由于水運交通便利，滎陽取代新鄭成為鄭州中心。

　　秦末楚漢爭霸，項羽和劉邦在滎陽攻伐兩年，雙方以鴻溝為界，中分天下，這便是“楚河漢界”的由來。

　　漢代時，滎陽成為經濟繁榮的滎州城，制陶、制瓷、冶銅、紡織等行業興盛，更是當時有名的冶鐵基地。

　　魏晉南北朝，政權頻繁更迭，滎州遭受嚴重損毀，周圍更是一片荒蕪。

　　直至隋開皇三年(583年)，隋朝實行州縣二級制，改滎州為鄭州，隨后又多次易名。

　　隋煬帝開鑿大運河時，通濟渠東西段交匯于今天鄭州管城，這才使得鄭州隨后成為民間各類物資運輸的中心，其下屬的鞏縣也成為全國*糧倉。

　　北宋時期，建都汴京(今開封)，設洛陽為西京，鄭州為“西輔”，地位顯赫一時。

　　可惜自靖康之難起，宋朝經濟中心南移，加上數百年戰亂不絕，鄭州開始了長達800年的衰落，從繁華*直接跌落谷底。

　　明朝時鄭州成為縣級轄區，隸屬開封，已是灰不溜秋的鄭縣。

　　直至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的一紙奏章，改寫了鄭州的命運。

　　1889年，張之洞上書，請求修建盧(溝橋)——漢(口)鐵路，一方面可以加強對豫、鄂兩省的控制，另一方面便于將華中物資運往北京。

　　只是規劃途經河南的鐵路時，張之洞為避開黃河水患影響，有意繞過首府開封，將目光投向當時略顯落寞的鄭縣(鄭州)。

　　這是因為鄭縣附近土質較為堅硬，且比開封受到水患威脅小，因此京漢鐵路規劃黃河大橋時，放棄了省府開封，而選擇了鄭縣。

　　1906年，南北向的盧漢鐵路正式通車，正式更名京漢鐵路;1908年底，東西向的汴洛鐵路全線通車后，隨后向東延伸，改稱隴海鐵路。位于交匯點上的鄭縣因為兩條十字交匯的鐵路，重新登上歷史舞臺。

　　正所謂火車一響，黃金萬兩。晚清時期，偏居河南一隅的鄭縣圍繞火車站，逐漸發展出十多條商業街，以及七個主要商業區，吸引了南來北往的客商，鄭縣也升級為鄭州(直隸州)。

　　1913年2月，改朝換代的民國政府將清朝的各府、直隸廳、直隸州、散廳、散州等治所改為市縣制，鄭州再次改稱鄭縣。

　　抗日戰爭時期，為阻止日軍沿隴海線西進，國民政府扒開鄭州北郊的“花園口”黃河大堤，造成黃河決堤改道，形成大片黃泛區，間接導致慘絕人寰的1942大饑荒，使得包括鄭州在內的河南全境損失慘重。

　　1948年，鄭州解放，中央政府在原鄭縣城區設立鄭州市，直屬河南省領導。

　　02、棉紡織工業獨領風騷

　　新中國成立初期，鄭州市區只有卷煙、面粉、紡織、木業等幾個小廠，全市工業總產值僅300萬元。

　　1953年，*個五年計劃時期，棉紡業作為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實業。中央政府決定在京廣線沿線及京廣線以西靠近產棉區的北京、西安、鄭州、石家莊4個地方同時發展紡織工業，算上已有的邯鄲、咸陽兩地，全國共有六大紡織城市基地。

　　1953-1957年，鄭州在城市西區一萬多畝的荒地上，以每年建設一個廠的速度，一口氣建成5家大型紡織廠，加上改組中的國棉二廠(原豫豐紗廠)，全市擁有6家國棉廠，幾家棉紡廠的總面積遠超鄭州市區。

　　鄭州成為棉紡基地，有著自身得天獨厚的優勢。除了中原地區豐富的棉花產量，還因城市緊鄰隴海鐵路專用線，得以將6家棉紡廠與全國各地串聯起來，銷售到天南海北。

　　在6家棉紡廠的帶動下，配套的印染廠、砂輪廠以及學校、醫院、電影院在城西拔地而起，逐漸成為鄭州的一座工業城區。

　　為了加速鄭州棉紡織工業水平，中央政府還先后從上海、蘇州抽調大批熟練工人遷居鄭州，同時動員河南各地女青年進入棉紡廠工作。

　　國家還投入巨資，一口氣建設4所紡織院校為紡織廠儲備人才，與紡織業相關的大型印染廠、紡織機械廠、紡織器材廠也都在這個時期生根發芽。

　　“一五”結束時，鄭州工業企業發展到575個，工業總產值達到4億元，9年間增長了300多倍。

　　1959年，憑借國棉廠的春風，鄭州工業總產值達到4.5億元。較新中國成立時增長了460倍，鄭州也因此成為全國重要的棉紡織基地之一，技術也有了極大提升。

　　1960年，毛主席興致勃勃地來到河南省工業展覽館視察，看到鄭州棉紡廠的無梭噴氣織機后，贊不絕口，他幽默地說：“天上有噴氣飛機，地上有噴氣織機。”

　　那時，鄭州紡織女工不僅待遇好，地位高，還有名目繁多的各類補助，就連天然氣剛引入鄭州時，也是優先供應幾大棉紡廠及其家屬區。

　　因此，鄭州家家戶戶都希望孩子將來能進紡織廠工作。

　　經歷過那個時代的鄭州女孩，可能都聽過這樣一首童謠，“妮兒妮兒快點長，長大以后進紗廠”。

　　經過6年的發展，鄭州不僅成為全國重要的棉紡織基地，同時也是一座擁有50萬人口的新興工業城市，更是河南的經濟中心。

　　從某種角度來說，鄭州能在建國初期就被確定為工業基地和中南9個重點建設城市之一，要歸功于國家對鄭州的政治考慮。

　　新中國成立伊始，國家不僅請來蘇聯專家制定鄭州城市的總體規劃，還每年撥出專款用于各類基礎建設。

　　僅1953年一年的投資，就比解放4年來用于恢復、建設的投資總額高出3倍，隨后每年不斷加大投資。

　　其中重要原因是，直到1954年，河南省會還是開封，但中央早已有了將省會遷往鄭州的考慮。

　　雖然鄭州相對于開封，交通便利，且礦產資源豐富，有煤、鋁土、耐火黏土、石灰巖等，具有很大的開發價值，但這都不是主要原因。

　　關鍵原因是：開封的地理位置太過兇險。

　　03、鄭州取代開封成為省會城市的原因

　　開封雖說也是千年古都，相比鄭州更靠近河南省的中心位置，但其最致命的問題是，開封段的黃河早已成為懸河，河床高出市區很多，黃河帶來的安全隱患始終無法擺脫。

　　自宋朝以來，黃河歷史上決堤超過三百多次，幾乎每次都會給開封帶來滅頂之災。

　　相比開封，鄭州有著良好的工商業基礎，交通便利，同時相對受到黃河威脅較小，由此納入到中央的視野。

　　而且鄭州也符合當時選擇省會的考慮：位置適中，能將全省主要城市和農村快速聯系起來。

　　河南省計劃1951年就將省會遷往鄭州，但因趕上一系列政治運動，最終推遲到了1953年。

　　此時的鄭州已按蘇聯專家建議，以火車站作為城市大門，再以火車站至省府大樓的馬路為主軸線，依次修建道路和建筑物，完成了包括政府辦公樓，以及宿舍、郵政、銀行等建設。

　　1954年底，鄭州基本完成了一個省會城市應有的城市布局，河南省會就此從開封轉移到了鄭州。

　　新增的“西郊廠區”與“省府行政區”，是當代鄭州的*次大擴容，也是城市巨變的開始，但很快便陷入停滯。

　　由于“十年動亂”，鄭州的城市發展遭到破壞，城市建設混亂，經濟也受到極大沖擊和影響。*的經濟支柱棉紡織業，也因政治運動和票證制度，陷入停滯。

　　在成為河南省會二十年間，鄭州與省內其他地市在經濟上始終沒有拉開差距，省會首位度在全國都是倒數。

　　改革開放后，持續近30年之久的“憑證買布”制度宣告終結，鄭州的棉紡織廠終于煥發新生，紡織業重新成為*支柱產業，對地方財政的貢獻率曾經達60%以上。

　　鄭州棉紡織行業經濟效益*的是1981年，這一年它的工業總產值達到7.1億元，利潤12302.7萬元，交稅9463萬元。

　　輝煌的背后，時代的浪潮也在悄然發生著轉變。紡織業要么因為技術落后，要么因為盲目引進先進設備，致使新設備和原有設備并不配套，導致整個行業急速下滑，鄭州的紡織工業也受到嚴重影響。

　　1984年，為提升省會城市的首位度，河南省將開封所轄經濟較好的五個縣——新密、登封、新鄭、中牟、鞏義轉給鄭州。

　　“倒霉”的開封幾乎被掏空，從此與“倒數”形影不離。直到現在，河南的各種排名，你要找開封，只能從后面開始看才能很快找到。

　　進入90年代后，隨著中原地區棉花種植業萎縮，加上各類成本浮動，最終讓鄭州紡織業長期積累的“機制不活、設備陳舊、產品單一、包袱沉重”等問題，逐漸凸顯，衰落已不可避免。

　　這一時期，早年業務紅火的國棉二廠最有代表性。

　　國棉二廠的前身是民國時期赫赫有名的豫豐紗廠，這是一家激活鄭州近代工業，曾是河南省內規模*、用工最多、影響*的民族企業，同時也是全省*的棉紡機器生產工廠。

　　解放后，國棉二廠因為產量大，工人多，一度是鄭州紡織業的代表。

　　奮斗了幾十年之后，隨著產業結構的轉變，棉紡織業整體遭遇困境，國棉二廠也未能幸免。

　　想花錢購置設備，可沒錢;想貸款，卻又因自身經營不善，始終找不到銀行愿意放貸。

　　1998年，國棉二廠宣告破產，就此拉開鄭州所有國棉廠資產重組的序幕，屬于鄭州的紡織工業時代就此消失在歷史長河中。

　　那年，就連曾令無數鄭州人自豪的“亞細亞商場”也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之中。

　　04、鄭州亞細亞的興衰

　　九十年代初，央視黃金時段一句廣告語反復提醒著觀眾“中原之行哪里去?鄭州亞細亞!”讓原本寂寂無名的鄭州紅極一時。

　　彼時，中國還處于計劃經濟時代，國營商業一統天下。老百姓對商場的印象，依然是冰冷的柜臺和高高在上的營業員，消費者依然拿著布票、糧票、食用油票、自行車票去逛商場。

　　可就是因為亞細亞商場的出現，中國老百姓才真正明白商品經濟是怎么一回事，購物原來可以這么舒適。

　　亞細亞商場地處鄭州鬧市區的“二七廣場”，營業面積達1.2萬平，前身是河南省鄉鎮企業局下屬中原不動產公司，與河南省建設銀行所屬租賃公司合作，共同投資3400萬元籌建的一家百貨商場。

　　可由于不善經營，商場最初無人問津造成兩家公司面臨極大的資金壓力。

　　此時，時任鄭州市信托公司下屬家電商場副經理的王遂舟應中原不動產邀請，擔任商場總經理一職。

　　王遂舟曾接觸過國外一些商場管理案例，也很有想法，他參考國外商場營銷模式，有針對性地對亞細亞商場從里到外進行了重大改革。

　　比如，亞細亞商場所有營業員全部做過崗前培訓，上崗時不僅統一著裝，而且見到客人便鞠躬問好，笑容可掬。

　　商場內不僅各類貨物琳瑯滿目，服務更是體貼入微：在全國范圍內首推缺貨登記服務、售后配送服務、購物知識講座，甚至還有專門的兒童托管服務。

　　最吸引顧客的要屬亞細亞商場找來鄭州漂亮的姑娘，經過嚴格訓練后，打造出一支類似天安門國旗班的儀仗隊。

　　每天清晨，這些漂亮的姑娘們會在商場外，升國旗奏國歌，為圍觀的顧客做隊列表演，還一度成為鄭州著名的觀賞景點。

　　亞細亞商場的宣傳也是大手筆，開業初期便拿出數十萬元用于廣告營銷，數額相當于當時所有鄭州商場一年廣告費的總和。

　　一時間，“星期天哪里去?亞細亞!”的口號，傳遍鄭州大街小巷。

　　這些如今看起來稀松平常的營銷手段，卻是當時全國零售行業的破天荒行為，吸引了全國各地的顧客及同行前來購物、學習。

　　由于營銷做得極為成功，亞細亞商場開業當日，鄭州市內萬人空巷，不得不動用保安組成人墻分批放人入場。

　　開業僅7個月，亞細亞商場就實現銷售額近億元，一年時間就跨入全國50家大型百貨商場行列。

　　亞細亞橫空出世，大獲成功后，鄭州大型商場巨頭華聯商廈、鄭州百貨大樓聯合商業大廈、商城大廈、紫荊山百貨大樓深感壓力，聯名成立“鄭州市大型國營商業零售業總經理聯誼會”，與亞細亞商場展開競爭。

　　一時間，中原地區商戰不斷，硝煙彌漫，但亞細亞商場始終力壓對手一頭。

　　不過，亞細亞的成功也讓管理層有些飄飄然，不顧商場的資金壓力，以參股形式投資10億多元在河南各地，還在“北上廣”等城市投資興辦“仟村百貨”，甚至還謀劃到海外尋覓商機。

　　但許多亞細亞的創業元老不滿過快的擴張速度和混亂的管理模式，紛紛出走，加入競爭者陣營。

　　面對缺人困境，亞細亞聘請了許多年輕又毫無經驗的管理者加入，使得企業內部管理更加混亂，資金鏈也逐漸斷裂。

　　2001年，喧囂一時的“中原商戰”，隨著亞細亞的關門停業，以及周邊一圈商場的拍賣和改制緩緩降下帷幕。

　　此時，始終在尋找經濟增長點的鄭州，又卷入到樓市風潮之中。

　　05、連續飆升的樓市

　　2000年開始，全國掀起了城鎮化建設的高潮。河南作為農業大省，相比全國，城鎮化水平總體偏低。2002年，全國城鎮化率為39.09%，而河南的城鎮化率僅為25.8%。

　　這樣的情況下，城鎮化率已超一半的省會鄭州，自然成了河南省重點呵護的城市。

　　但是鄭州自身經濟條件并不如意，人口不足千萬，經濟增長也毫無亮點，生產能力從占全省的一半下降到不足1/20。

　　2003年，鄭州開啟“用土地換生存”的戰略，六大棉紡廠相繼搬遷，原有廠址土地使用權被出讓給房地產開發商建樓盤。

　　與此同時，鄭州轟轟烈烈，持續多年的城中村大拆遷也拉開了序幕，鄭州的房價隨即從每平2000元左右漲到了近3000元，城市房價隨即升溫。

　　漲幅驚人的房價不僅讓很多人見識了樓市的兇猛，也讓更多企業嗅到房地產的甜頭，紛紛涉足到其中行列。

　　2005年，伴隨鄭東新區閃亮登場，原本是為了加速鄭州高新企業發展的新區卻被許多高檔樓盤“跑馬圈地”，開盤價便是3000元/平起。

　　當時，月收入不足千元的鄭州人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房價漲到5000元/平是個什么概念，總覺得房價會跌。

　　雖然鄭州的樓市期間經歷了不少宏觀調控，房價增幅有所放緩，但房價依然高居不下。

　　2008年，為了對沖金融危機的影響，樓市調控隨之放松。伴隨著資金洪流的到來，鄭州樓市迎來一個普漲期。

　　鄭州樓市均價從4000元/平直接漲到了6000元/平，有的樓盤甚至直接翻番。

　　雖然當時媒體將鄭州通過一系列城中村拆遷及新建樓盤，當作城市舊貌換新顏的正面故事進行報道，但客觀上來說，繁榮的是樓市，買單的卻是老百姓。

　　不過，鄭州政府心里很清楚，樓市經濟陰晴不定，更無法當作引領整個產業的主力。

　　耗費巨資打造出鄭東新區，非但沒能優化經濟結構，反而淪為助長房價飆升的溫床。

　　而且早年依賴水泥、化工等重工業，鄭州的城市工業始終面臨能耗高、污染重等現實問題。

　　2009年，鄭州GDP僅為3300億元，排名全國城市第23位。經濟實力不足，又導致人口外流現象嚴重。

　　因此，想真正讓鄭州成為具有競爭力的經濟強市，就必須有一個能拿出手的主導產業。

　　2010年初，富士康傳出內遷風聲。一座巨無霸企業關聯著城市稅收和就業，更關系到整個城市產業鏈的發展，而富士康給深圳帶來的產業巨變，誰都看在眼里。

　　一時間，四川、河北、山東、河南、重慶等地紛紛伸出橄欖枝。然而當年6月，郭臺銘卻直奔鄭州，點名要吃當地的“鹵肉火燒”。

　　打動郭臺銘的自然不是“鹵肉火燒”，而是鄭州政府滿滿的誠意。

　　為了吸引富士康落戶，鄭州承諾：為富士康設立綜合保稅區;富士康投產前5年，鄭州政府免去企業稅和增值稅，接下來5年稅收減半;員工可以少交社保及其他費用，每年累計減輕成本可達1億美元;政府以每年每畝1200元的租借價格，將原有10個自然村的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給富士康;同時為富士康提供2.5億美元貸款……

　　如此豐厚的條件，郭臺銘實在沒理由拒絕。

　　06、富士康帶來的巨變

　　富士康落地鄭州后，才真正體會到河南以及鄭州市政府迫切的心情。

　　河南舉全省之力招工，將富士康十萬員工招聘計劃落實到省內每個街道和村鎮。

　　鄭州為了鼓勵人們進入富士康，直接在火車站貼出招聘啟事：入職就送100元床上用品，200元紅包。

　　產品進出口，國內海關備案要兩到三天，鄭州只用數小時;彼此6月才簽署協議，不到兩個月，富士康的*個零部件就在經開區生產線落地。

　　事實證明，鄭州這次驚人的大手筆之舉，真正讓城市經濟實現了逆襲。

　　自富士康入駐后，帶動華為、蘋果、中興、創維、OPPO、酷派、魅族等上百家終端智能制造企業紛至沓來，電子信息產業隨即成為鄭州一大經濟支柱。

　　2011年，鄭州GDP為4912.7億元，比上年增長13.2%;人均生產總值56086元，比上年增長9.7%。其中，出口額更是猛增178.8%，此后更是不斷飛升。

　　2013年，河南進出口總額一躍成為中部六省之首;2016年，河南進出口規模首次跨入全國前十，其中富士康占全省進出口的比重就將近70%。

　　2018年，鄭州市GDP突破萬億，全國城市中居第16位，占全省比重21.1%;而進出口總額超4000億元，位居中部六省*，全國省會城市第四;其規上工業總產值甚至趕超了老工業基地武漢，躍居全國省會城市第二位，僅次于廣州。

　　可以說，很長一段時期內，富士康承載了鄭州經濟體量的不斷逆襲。

　　依靠富士康為代表的高新企業，鄭州形成了智能終端、信息安全、智能傳感器三個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年生產手機2億部，占全世界的1/3，傳感器占全國70%以上。

　　電子信息產業也只是鄭州發力的開端，隨著高新技術的帶動，鄭州逐漸形成生物及醫藥、現代食品制造、家居和品牌服裝制造、汽車及裝備制造、鋁及鋁精深加工等六大主導產業，并繼續對人工智能、5G及北斗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進行規劃布局。

　　伴隨城市經濟的提升，鄭州的工業結構也被顛覆，其中高載能產業的比重下降到26.2%，其他均為高新產業，經濟總量不斷攀升。

　　2011年，鄭州超越煙臺和東莞，首次邁入全國城市GDP20強;2016年超越大連，成為全國第17位;2022年升至全國第16位。

　　城市經濟總量的不斷躍升，帶來的則是人口回流。2018年，鄭州常住人口歷史性地突破1000萬，人口增量排名全國第7位;2022年，鄭州常住人口數量達到1282萬，人口增量與成都、長沙、重慶處于同一梯度。

　　07、顯而易見的產業結構問題

　　不得不說，盛宴之下，鄭州經濟的隱憂也很明顯。

　　因為與富士康的深度捆綁，使得鄭州乃至整個河南省的進出口貿易對其依賴嚴重。

　　根據近年來的數據，鄭州富士康進出口總額已占到河南省的60%，鄭州的80%以上，帶動數百萬人的就業。這意味著，一旦富士康對鄭州投資減少，產業鏈外遷，鄭州很快就會面臨產業鏈真空的窘境。

　　特別是依托富士康，鄭州電子信息產業產值從2011年的不到200億元，增長至2021年的5300億，幾乎占了鄭州GDP的一半。

　　雖然網上之前關于富士康外遷的消息屢見不鮮，但今年4月，富士康宣布新事業總部落戶鄭州，算是勉強打消了外界質疑，但危機顯而易見。

　　富士康看中的是中原地區便宜的人力成本，可隨著勞動力成本逐年上升，鄭州昔日的優勢不再，逐利的企業就必然會有新的盤算。

　　事實上，富士康也多次表示，“將減少對中國大陸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依賴”。

　　最令人擔憂的還是鄭州的支柱產業電子信息制造，雖然富士康在鄭州的3個廠區，主要負責的只有生產、組裝，并不涉及研發環節。

　　換句話說，富士康與鄭州“牽手”多年，卻依然是以中低端制造為主，高端核心環節缺失。

　　不妨再看下近年來鄭州其他主導產業的發展情況。

　　2021年，鄭州六大主導產業對全市工業增加值的貢獻率高達103%。但其中電子信息工業、鋁及鋁精深加工產業的貢獻率分別為71.3%、17.1%。

　　這說明，去工業化多年以來，新興產業對鄭州的工業增加值的實際增長率貢獻依然有限。

　　放到更長時間軌跡來看，過去十年，鄭州的工業增加值占比從2012年的39.5%跌至2022年的26.29%，下降了近12個百分點。

　　更糟糕的還有鄭州的樓市，根據相關數據統計，鄭州房地產開發投資和GDP的比值超過30%，在萬億城市俱樂部中，對房地產依賴度一直是首位。

　　制造業是城市經濟的根基，只有重視制造業，城市才能找到最強的增長動力。

　　顯然，在新一輪城鎮化和經濟提升背景下，鄭州急需優化產業結構，找到新的產業增長點，做大做強。

　　其實，從機遇上來說，鄭州并不差。

　　08、危機和機遇并存

　　隨著自身實力加強，鄭州這些年相繼迎來一系列政策利好：航空港區、自貿區鄭州片區、自主創新示范區、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國家中心城市、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城市……

　　最顯著的是鄭州的交通條件，始終是航空和鐵路“雙核驅動”，也是城市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2022年，鄭州新鄭機場完成貨郵吞吐量624654.08噸，雖然相比2021年同期減少了80094.82噸，但高于天津和青島;在國際貨運上，鄭州已經與“北上廣深”并駕齊驅，成為國內重要的國際貨運樞紐基地。

　　至于鐵路，鄭州曾是京廣鐵路和隴海鐵路的十字交叉點，如今隨著濟鄭高鐵全線貫通，已是國內首座實現“米”字形高鐵布局的城市。

　　未來5年，鄭州還在精心打造都市圈一體化綜合交通體系，提升鄭州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力和集聚力;到2025年，鄭州與開封、新鄉、焦作、許昌等城市將基本實現1小時通勤，在中原城市群之間實現2小時通達。

　　最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河南的城鎮化率為55.43%，明顯偏低，城鎮化的紅利還未完全釋放;而鄭州城鎮化率則超過70%。

　　顯然，未來中原地區的城市化集聚，鄭州必然是*選。

　　不僅如此，鄭州作為河南省會，聚集了65所高等院校，擁有超過百萬的大學生資源。這個數量僅次于廣州，但高于武漢。

　　但客觀上說，鄭州如果希望繼續往國家中心城市、創新城市發展，僅憑眼下這些條件，還是不夠。

　　以高新技術企業數量為例：截至2022年，鄭州擁有高新技術企業5200家。這個數量，無論是在“國家中心城市梯隊”，還是和GDP同體量城市相比，排名都是倒數*。

　　鄭州科創能力不足的問題源于自身高校和科研經費的缺乏：鄭州擁有幾十所高校，可雙一流高校只有一所——鄭州大學。就連相應的R&D(地區的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在經濟20強城市也屬于墊底位置，甚至只是上述城市的零頭。

　　再從城市中心的帶動效應來說，鄭州經濟實力固然不弱，但還遠沒強大到把周邊中原城市全部納入到自己經濟實力范圍內。

　　作為全國第九個GDP過萬億、人口超千萬標準的特大城市，鄭州某種程度算是通過富士康“一夜暴富”，可是其產業結構、文教水平乃至城市氣質，距離綜合實力要求更高的特大城市，還有一定的距離。

　　因此，對鄭州來說，積攢下的高起點，代表了更大的使命，也意味著肩負的期待更多，腳下的路也格外漫長，我們不妨繼續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