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殼公寓暴雷調查：一場冒險游戲，全社會買單

　　轉自公眾號：晚點LatePost(ID：postlate)作者：晚點團隊

　　2020年1月17日，蛋殼公寓上市，被稱為2020紐交所第一中概股

　　41 歲的創業者曹崛在北京過起了流浪生活。他 10 月底從蘇州來到北京，暫住在朋友家。債主追上門，他輾轉于辦公室、網吧，有一次還在朝陽門附近的天橋下熬了一夜。

　　白天，他和一眾討債者等在朝陽門朝陽首府的蛋殼公寓總部樓下。有時曹崛會被工作人員接上樓，和蛋殼公寓中層就還款問題吵上兩三小時。有時他在樓下，和租客、業主一起等上一天。

　　曹崛已經清楚自己每天上門只能等到 “走法律程序”、“回去等” 這兩句回復。但他還是過來等，因為現場有警察，他不會被人捅。

　　見到記者的時候，曹崛胡子拉碴、面色憔悴，隨身包里只有四盒黃鶴樓香煙、一包衛生紙和一個文件袋。文件袋里裝著他 “保命” 的文件——蛋殼公寓出具的、證明百家修債務由蛋殼公寓承擔的文件。

　　百家修是曹崛創辦的住房裝修、維修平臺。2018 年蛋殼公寓入股 60%，成為百家修唯一的訂單和收入來源。高峰時百家修有 300 多員工，對接 200 多工頭和 2000 多裝修和維修工人。

　　今年 6 月，蛋殼公寓 CEO 高靖被警方帶走調查。那之后，蛋殼公寓就不再支付工程款，但曹崛還是勸說工人們繼續干活。現在百家修拖欠了工人 5000 多萬元，而他是法人代表。

　　曹崛說自己現在只剩 2000 多元。蛋殼年初在美國上市，但他本人的期權還沒有兌現。一位供應商向《晚點 LatePost》展示了手機上的一份文檔，里面記錄了包括百家修在內，74 個蛋殼公寓供應商的名字、聯系人、聯系方式。文檔末顯示供應商總計被拖欠貨款 1.07 億元，受牽連家庭 4003 個。

　　“這兩天才恍然大悟，是我坑了這些師傅。蛋殼沒發工資，我還勸他們相信集團，繼續干。” 曹崛說。百家修作為集團的子公司，不管錢、沒留利潤，高管們只拿“低于平均線”的工資。想的是，努力創業，等蛋殼做好那一天，也能實現人生目標。

　　底層的工人更難過。一位北京的蛋殼裝修師傅在電話里告訴《晚點LatePost》，他被拖欠的三萬元工資是他辛苦一年的唯一所得。

　　曹崛很自責。絕望間，他寫了一封遺書，認為如果自己死了，這些師傅可能會得到更多重視。

　　即便到這個時候，曹崛依然覺得蛋殼公寓初心是好的。他記得自己 2018 年元旦前一周多見到高靖，被這個有激情、有感染力的創始人打動，一兩天就敲定了合作。

　　而根據蛋殼公寓招股書，正是從 2018 年開始，蛋殼公寓的擴張入不敷出：成本增速每年都超過收入增速。這意味著擴張沒有形成規模效應，反倒加重了負擔。2019 年年末，它的稅前虧損 34.39 億元人民幣，接近收入的一半。

　　疫情之后，蛋殼公寓房屋空置率攀升。趕上 CEO 被刑拘，融資失敗，危機在 10 月徹底爆發。數十萬人卷入其中：披星戴月找房的租客、賣房墊付工資的供應商、等著租金還房貸的業主以及薪水沒有著落的員工。

　　不清楚蛋殼事件會如何收場，能回答且愿意這個回答的人不多。蛋殼公寓 CEO 高靖今年 6 月被警方帶走調查至今未歸�！锻睃c LatePost》采訪到的幾位蛋殼員工表示，現在重要高層僅剩聯合創始人崔巖以及 CTO 和 CFO。最大外部股東老虎環球和螞蟻集團至今未發聲。

　　政府介入似乎成了保底選項。一家頭部長租公寓平臺的高管認為 “除非政府出手，否則沒人能挽回這盤棋”。一位蛋殼的早期投資人在電話中告訴《晚點 LatePost》，政府可能會牽頭整合一個涉及很多人的投資方案，他們 “大概率會參與”。

　　“投資就是有賺有賠”，一位投資人說。“這在我們這么大的資金盤子里，這不是什么大事。” 另一位蛋殼的投資人在電話里說，他的語氣聽起來很輕松。

　　對于投資人來說，這只是諸多投資項目中的一個，投資款打水漂了，下一個還能再賺回來;對于蛋殼的高管來說，離開，再換一份工作，人生并未受到影響;銀行可以催款，房東可以趕人，但住在蛋殼里的年輕人流離失所，曹崛這樣的供應商背負巨額債務，甚至卷鋪蓋睡大街。他們才是這場資本鬧劇中最無辜，也最弱勢的一方。

　　曹崛說，他希望文章可以快點發出來，讓大家知道他不是害他們的人，“不要等蛋殼暴雷后有人來捅我。” 他說。他被人在電話里威脅，現在一個黑影在樓道里出現都害怕。曹崛希望政府可以出面解決，蛋殼能被接盤，讓他能還掉這些錢。這樣，他可以繼續去創業。

　　蛋殼總部圍滿了租戶與房主

　　被催熟的蛋殼

　　蛋殼公寓成立于 2015 年，在政策利好和資本扶持下迅速壯大，管理的公寓數量從最初的 2500 余間增加到 2019 年年末約 43.8 萬間，規模僅次于鏈家孵化的自如和我愛我家的相寓。

　　帶蛋殼走到這步的 80 后創始人高靖此前經歷并不是特別出彩。領英資料顯示他從北京交通大學計算機科學專業畢業后，先后在百姓網、百度、好樂買、糯米等互聯網公司從事銷售相關工作。此外他還有兩次不太成功的營銷公司創業經歷。

　　但部分前任或現同事對他評價頗高。途虎養車創始人陳敏說 “高靖非常能干”。一位接近高靖的蛋殼員工評價他是 “一個有魄力和決斷的人，他拍板的決定都不會再被動搖。”

　　據了解，糯米網時期，高靖負責的福建大區，是整個糯米做得最好的區域。

　　看好高靖的還有他的前老板，糯米網創始人沈博陽。沈博陽履歷光鮮，名校畢業，曾任谷歌中國戰略合作負責人，2010 年，他創立糯米，迅速做到全國前三，和拉手、美團展開激烈競爭，但最終因為燒錢太快落敗，四年后賣身百度。沈博陽隨后加入 Linkedin，以領英中國總裁身份亮相。

　　沈博陽并不甘心人生止步于跨國公司職業經理人。2014 年，他一通電話打給了離開糯米一年正在創業的高靖，表示愿意提供 250 萬元創業資金，兩人一起想想還有什么大機會。高靖選了長租公寓。2015 年 1 月，蛋殼公寓的經營實體北京紫梧桐資產管理公司成立，高靖為實際控制人。

　　2016 年下半年，沈博陽把蛋殼和高靖團隊介紹給相識多年的愉悅資本創始人劉二海。后者任職君聯資本董事總經理期間，主導了對糯米網母公司人人網的投資。

　　這層關系沒有馬上變現。沈博陽找了劉二海好幾次，后者認為長租公寓行業自如老大位置難以撼動，沒有立刻投資。但高靖此后大力主攻自如總部所在地北京且取得不錯成績，這給了劉二海信心。在得到途虎養車劉敏對高靖的好評，以及沈博陽同意做蛋殼董事長的情況下，愉悅資本 2017 年領投蛋殼公寓 A+ 輪融資，出資 1000 萬美元。此后又連續投資了四輪。

　　同時期，沈博陽從領英中國辭職，專職任蛋殼董事長，并主導了螞蟻、老虎環球等大基金之后對蛋殼的投資。

　　這種一人出錢找錢、一人出力打仗，分列董事長和 CEO 的配置在當年并不少見，且有成功案例，如李斌和摩拜創始人胡瑋煒。

　　“有一輪我們想再追加，但沈博陽還讓我們放棄，說要拉一群新股東進來，” 一位蛋殼的早期投資人說。

　　2015 年至 2018 年，住建部、國務院辦公廳、發改委等部門先后發布利好住房租賃市場的相關政策。有的直接提出積極發展長、短租公寓，有的建議試行租房和買房居民享受同等權利(比如學區房)。銀保監會和證監會罕見地愿意為非地產開發商類房企提供融資支持。

　　“2017 年、2018 年那會兒，政策鼓勵長租公寓企業去發展 ABS(資產證券化)，券商都主動來接觸長租公寓企業，” 長租公寓運營方優客逸家的 CEO 劉翔對《晚點 LatePost》說。

　　政策變化令投資人相信這是一樁值得培育的生意。另一位蛋殼早期投資人談及為何投資時說，當時政府工作報告提到支持平臺型公寓，“這個事兒肯定是個大方向。”

　　資本聞風而動。據貝殼研究院，2018 年長租公寓公開股權融資規模達 74 億元人民幣，是前一年的三倍多。同年，多家著名投資機構入股蛋殼：老虎環球 2.94 億美元、CMC 資本(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 3000 萬美元、高榕資本 2000 萬美元，以及愉悅資本追加的 2600 萬美元。年末，蛋殼的營收漲了 300%。

　　即便如此，擴張的錢還是不夠。同時隨著 2018 年長租公寓小規模暴雷，中國金融監管機構謹慎對這個行業的債權融資也謹慎起來。杭州蛋殼 2018 年 5 月申請 ABS 融資，一直沒有獲批。

　　蛋殼等一批長租公寓企業，開始利用租客的預付款和信用貸款獲得擴張資金。

　　以蛋殼為例，它分別按月、季、半年、年付的形式向租客收取租金，但只按月或季向房東結算，利用 “長收短付” 不對等的結算期限，獲得沉淀資金，用于簽約更多業主、搶占市場。

　　一位蛋殼員工表示，蛋殼在很多城市不提供按季度支付的選擇，大多數人是半年付或者月付。所謂月付，實際是引導租客向銀行申請分期付款：合作銀行通過審批后，會將整個租期的租金全部匯給蛋殼。之后蛋殼收取租客每月的房租作為本金，再自己出利息，繳給銀行。

　　有了更低成本的錢，蛋殼得以快速進入更多城市、拿走更多房源。據招股書，2015 年至 2018 年間，其公寓房源管理規模的年均增速達到 359.7%。

　　極速擴張的同時，虧損規模也迅速膨脹。招股書顯示 2018 年蛋殼經營虧損擴大到 13.69 億元，稅前利潤率降至 -51.2%。房屋出租率也跌到了 76.9%。而業內公認的盈虧平衡前提是九成以上出租率。

　　但資本并未止步，他們還想把盤子做得更大。2019 年年初，螞蟻金服出資 1.5 億美元領投蛋殼公寓 C-2 輪融資。一位蛋殼公寓早期投資人說，螞蟻入股之后，就推動蛋殼以 2 億元人民幣(對外稱 2 億美元)收購了螞蟻旗下另一家長租公寓企業愛上租，“前陣子很多爛事都是他們(愛上租)出的，收拾爛攤子又消耗了我們(蛋殼)一億。”

　　隨著公司高歌猛進，沈博陽和高靖二人之間漸生嫌隙。知情人士稱，沈曾一度想走到前臺，代替高靖操盤公司。“高知道這個消息后，一夜之間解雇掉了公司里所有沈的親信。”

　　該知情人稱高靖為人狠辣，他說了一個《教父》式的故事。一位蛋殼相關人士曾和高靖起了很大沖突。這名人士家住北京郊區，院子里養了很多只雞。一夜之間，雞全死了。他一口咬定這是高靖所為，他認為高靖以此來震懾自己。

　　2019 年年底，帶著逾 34 億元稅前虧損和 86 億元總負債，蛋殼公寓提交美股招股書。1.28 億美元(約合 8.4 億元人民幣)的上市凈融資額相比之下顯得杯水車薪。此時出臺的租金貸不得超過租金收入 30% 的限制，則進一步加劇了蛋殼的資金周轉壓力。

　　蛋殼人士稱，公司上市之后，沈博陽就很少出現在公司了。現在他的電話無法接通，微信也無人回復。

　　高層在冒險，基層在玩火

　　長租公寓企業曾經掙過錢。比如自如員工說 2018 年前公司是盈利的�？梢越佑|到蛋殼經營數據的員工王偉也說，至少在 2015 年到 2017 年間，長租公寓確實是個賺錢的生意。

　　蛋殼和房東一次性簽 3 年 - 5 年合同，每年漲價固定比例;而租客房租隨市場價變化。根據當時內部模型測算，只要市場房租能持續上漲，這就能讓蛋殼保持盈利同時為租客提供相對低廉的房租。因為只要拿房規模足夠大，即便只有 1% - 2% 的利潤率也能實現可觀的利潤。

　　轉折點發生在 2018 年年末。在這一年的年會上，高靖提出了一個年度大目標，即 2019 年運營房間數擴張至 100 萬間。在高的設想中，100 萬間最大對應 200 萬居住人口，可以衍生出更有市場潛力的的生態。提出這個目標時，蛋殼房間數不到 24 萬間。

　　“市場處于上升期，可以隨意擴張，不斷加杠桿，加得越多盈利越多，” 王偉說。“有些房子利潤率達到 100% 都很正常”。但這種理論自信最后受到現實嘲諷。

　　一位業內人士說，高靖相信規模起來后可以在一定程度左右租金水平從而實現規模盈利。

　　實際情況偏離了預想軌道。一位蛋殼中層稱蛋殼在 2018 年開始出現點狀虧損，沒有引起高層的關注。2019 年，天津成為第一個全面虧損的城市。但在 100 萬間的年度目標面前，規模增長是第一優先級，高靖寄希望后續市場走勢向好能自我改善。

　　2019 年 10 月共享辦公 WeWork IPO 的失敗猶如當頭棒喝。高靖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WeWork 模式不被資本市場認可，而蛋殼與 WeWork 的底層模式如出一轍，都是大量租房，裝修后分割出租，提供標準化服務。

　　高靖立即召開會議，WeWork 的故事講不通了，蛋殼接下來該怎么辦?

　　一位中層說，管理層自稱發現了一個致命的問題——蛋殼難有規模效應，因為長租公寓很難做成標準化產品。至于曾經 100 萬間后形成生態的想法，也在此次討論中被推翻。

　　但令這名中層大跌眼鏡的是，經過了一輪深刻復盤，高靖得出的結論竟是——要想建立生態，規模起碼要達到 500 萬間。

　　發現 500 萬規模在當年難以達成，于是蛋殼緊急進行策略調整，不再追求規�；�目標，而是將重點放在新業務轉型，想把蛋殼從重資產的房屋租賃轉型為輕資產的平臺運營。讓散落各地的二房東、小型長租公寓入駐蛋殼的房管管理平臺。“類似于貝殼找房的模式”。

　　但為時已晚。到了 2019 年，租房市場不再景氣，貝殼研究院數據顯示北京房租年中開始下滑。蛋殼有些城市已經陸續出現收房和出房價差倒掛的現象。先前市場景氣時，蛋殼已經巨虧，如今行情倒掛，那些高價簽入的長約，只可能進一步放大虧損、侵蝕現金流。

　　高靖性格果敢愛冒險，定好目標就不輕易放棄，是能打之才。但他在內部缺乏制約，管理風格極其強勢，缺乏彈性，一旦賭錯方向，容易滿盤皆輸。

　　一位蛋殼員工說，在討論蛋殼要不要上隔斷房時，有同事表示北京政策不允許，后期被發現，還是會被拆。但最后高靖拍板，還是要上這些房源。

　　“就這樣做，后果我來承擔”。他在會上說，語氣斬釘截鐵。

　　隔斷房是指將客廳再隔離出一個房間，這樣蛋殼可以多收一間房租。比如蛋殼以高于市場價的 3800 元收入一居室，隨后隔斷成兩居，按 2000 元一間對外出租，總收入 4000 元。一旦拆除隔斷、恢復一居室狀態，只算租金成本蛋殼都相當于一個月虧 1800 元。

　　北京禁止隔斷房的政策文件出臺已久。2019 年 7 月，北京市住建委再次發文強調不得改變房屋內部結構分割出租，并接受居民舉報。一經上門核實將拆除整治。一位蛋殼北京東區銷售說，“我毛估蛋殼 90% 左右的房源都是有隔斷的”。

　　高層在冒險，基層在玩火。

　　蛋殼總部熟悉公司和行業數據的員工張興告訴《晚點 LatePost》，蛋殼有專門的商業智能團隊，借用爬蟲獲取的市場公開信息和歷史運營數據，把控收房和出房價格，以保證利潤率。“我們有正經的商業智能團隊，前期沒有問題。” 張興說。

　　但 2018 年以后，蛋殼發起搶房大戰。據張興回憶，蛋殼上市前夕出現過 8000 元租入、6000 元租出的極端情況，令商業智能團隊形同虛設。

　　相對于自如統一管理收房與出房團隊，蛋殼兩個團隊獨立運作。這讓蛋殼獲得最大增長效率，后果是兩個團隊都更在意自身業績，而不爭取最好價格。再加上團隊經驗不足，最終演變成高價收房、低價出房這樣有悖商業邏輯的發展模式。這樣的增長方式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才停止。

　　同樣形同虛設的還有內控制度。

　　標準化的金融產品會有統一的風控體系進行風險把關，但蛋殼高層并不知道該如何通過統一手段把控風險、預估風險損失。

　　有多名蛋殼員工向《晚點 LatePost 》反映，公司內部管理落后、腐敗成本很低，“手上有一點權力的都會腐敗，連設計師也可以。” 一名蛋殼員工曾在高靖 30 多分鐘的面試中，高靖只和他聊了一個話題：如何應對員工腐敗。

　　該員工回答可以實行連坐原則、紅線原則等，并舉例一些這么做的大公司。高靖反問一句，“這些原則做法有用嗎，大公司都在這樣做，但還是存在腐敗問題?”

　　蛋殼在作弊問題上也有些束手無策。有員工表示部分管家同時維護七八個區域，有的還要跨區管理，沒辦法做到精益化管理，最基層的維修保潔也極容易薅公司羊毛。相比之下，自如通常一個區域配多位管家，根據每個項目參與度劃分傭金，可以更有效限制作弊、腐敗案的發生。

　　蛋殼內部曾分享過一些典型案例，比如維修師傅可以與租戶約定，在房屋沒有問題的時候申請維修，完成線上流程后直接跟公司報銷。一位從事裝修工程的上海地區房東告訴《晚點 LatePost》，蛋殼為他家毛胚房列支七萬余元裝修款，“其實也就值四萬塊”。

　　公司管理混亂。“有一間房已經退房一年多了，但是財務還在持續給房東打款，打了一年多才發現。” 一名員工說。

　　“從內部員工到業主到租戶都在吃，你說這個雞蛋最后是不是只會剩個殼?” 另一名蛋殼員工說。

　　因此盡管規�？焖贁U大，蛋殼經營效率卻不斷走低，規模效應并未如預期出現。2018 年、2019 年，蛋殼租金成本、營銷費用增長速度遠超租金收入的增速。更高的收入、更多的房源，帶來的是更大的虧損和現金流缺口。

　　2019 年，蛋殼實現 71 億元收入，但各項成本費用是收入的 1.4 倍。年末蛋殼賬面可動用現金不足 7 億元。此時距離資不抵債、資金鏈斷裂只有一步之遙。

　　逐層、逐級，暴雷開始了

　　員工最先感知到危機將至。

　　今年 2 月，農歷新年疊加疫情，蛋殼房屋空置率陡增到 30% 以上。一位蛋殼員工說，蛋殼那時就停止收房，給房東的房租打款也延期了，員工被降薪。陸續有供應商上門討債，新入職的同事撐不了幾天就走了。

　　他當時就覺得，“要出事”。

　　事實上，蛋殼一直徘徊在生死邊緣。1 月赴美 IPO，蛋殼募到的 1.28 億美元只相當于一個月運營資金，解決了不了什么問題。

　　IPO 之后，高靖就一直在四處募資。直到 3 月傳來一個好消息。當時蛋殼發布公告稱，昆山國資委全資持有的昆山銀橋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將投資 6 億人民幣。

　　很快，同行也意識到，蛋殼出問題了。6 月 10 日，蛋殼發布一季度財報。“看財報不樂觀，現金流大概只能撐一個季度，后來實際還撐了兩個季度，也許夏季的促銷又獲得了一些現金流。” 一位自如人士說。

　　昆山國資委的 6 億元人民幣提振了某些投資者的信心。“有兩三家基金都有意向投資”。關鍵時期，6 月 18 日，蛋殼突然發布公告稱 CEO 高靖正接受政府有關部門的調查。

　　關于高靖被抓的原因眾說紛紜，《南方周末》稱同時被刑拘的還有銀橋投資的法人代表和副總經理，高靖涉嫌挪用投資款。而兩位相關人士對《晚點 LatePost》表示，高被抓和加入蛋殼前的創業項目有關，和蛋殼本身無關——這也是蛋殼在美國提交報表里的說法。

　　無論事實如何，它導致的結果顯而易見：進行中的融資難以為繼。“ 沒人敢進來，2 到 3 個投資都黃了。” 一位早期投資人說，“如果高靖沒有被抓，這事情大概率可以轉下去，蛋殼也就不會暴雷。”

　　據《南方周末》報道，上述 6 億元人民幣救命錢仍留存在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并嚴格按照國資要求設置了限制性出賬條件。顯然，它也無法解蛋殼的燃眉之急。

　　到了 9 月初，監管進一步收緊。住建部就《住房租賃條例》向公眾征求意見。這是中國首部專門規范住房租賃的行政法規。草案明確提出將 “高進低出” 和 “長收短付” 等長租公寓企業用慣了的經營方式，納入列入經營異常名錄監管范圍。

　　在這之前，重慶、成都等地已經要求長租公寓將租金納入專項監管賬戶。這意味著至少在這些地方，租金貸這種空手套白狼的發展方式幾乎就此被掐斷。

　　房東們開始有感知。房東杜明在上海張江地區有幾套蛋殼公寓，還替十幾位親戚朋友打理同小區的房子。他有一個上百人的上海業主群。9 月 27 日是群內業主們最后一次收到完整租金。此后陸續有人季付租金只到賬一個月，并接到蛋殼希望季付改為月付的請求。

　　一些敏感的租戶也看到了端倪。9 月初的一次斷網后，蛋殼老用戶王沖預約的維修師傅第一次遲遲沒有上門。他檢索信息發現，8 月中旬，多個城市的蛋殼公寓就已經出現大面積斷網。他撥打客服電話，得到的回復是：北上廣深四地的斷網是由更換運營商導致。

　　等到 10 月，北京總部和散落在全國各區域的蛋殼員工都知道公司出了嚴重問題。由于供應商欠款遲遲未得償付，各地斷掉的物業服務也就無法恢復。租房市場本就進入淡季，一線銷售帶人看房時，常常被憤怒的租戶當面拆臺。

　　沖突時有發生。各地區的銷售負責人將情況匯報到總部，希求得到解決。

　　問題沒有也不可能被解決。討債的供應商開始找上了門，從 10 月中旬起，債主開始集結三、五十人，時常到蛋殼總部 “敲鑼打鼓”。再往后，就連本該在 11 月 10 日發放的 10 月員工工資也發不出來了。

　　工資未發，再加上債主上門帶來的安全隱患，蛋殼總部的部門主管們干脆讓下屬回家辦公。

　　蛋殼的數十萬租戶是最后知道的。11 月 20 日，蛋殼資金鏈危機爆發近一周，忙于新工作的租戶馮娜才知道平臺出事兒了：新同事們組了個蛋殼維權群。同時，她收到了房東最后通牒：與蛋殼解約，盡快搬離。她措手不及。

　　王沖說，10 月中旬，供應商到蛋殼總部維權討債的新聞頻繁出現，王沖特意到蛋殼官微查看官方回應。“蛋殼的意思是有供應商散布謠言，糾紛正在協商解決。” 他覺得不放心，又詢問管家。“你放心，公司這么大，沒事兒，該怎么住怎么住。” 管家回復。

　　11 月 13 日，房東告訴王沖，蛋殼本應在前一天付他房租，但錢未到賬。按照合同，蛋殼的租金支付逾期 15 天，房東就有權單方面解除合同，那也意味著他有權從蛋殼手里收回房子。

　　王沖嘗試從房東手里直接租下房子，卻發現房東甚至不愿意與他交流解約以外的任何信息。他只知道，房東接受了已經發生的損失，急于把房子租給其他中介。

　　很多租戶在更早時就感知到了異常。但蛋殼的安撫使他們擱置困惑。直到雷暴到自己身上，才開始驚慌。

　　無論有意識還是無意識，上百萬人已卷入其中。短短十個月時間，很多人的命運就此改變。

　　贏了百倍回報，輸了社會兜底

　　長租公寓這門生意本身沒什么不合理，它有切實需求。

　　中國流動人口占比近 20%。與此同時，房屋裝修質量層次不齊、退房糾紛時有發生。

　　長租公寓運營方以標準化裝修提升居住體驗，通過技術快速匹配供需。租房者可以更容易挑到合意的住房。而業主也可以更快出租房屋，減少空置損失。

　　這個概念誕生前幾年的發展和盈利已經證明需求存在，且租房者和業主都愿意為此支付一些成本。

　　但當創業公司延續互聯網行業慣性，極致地追求增長，以高出成本的價格搶奪房源，這個生意的風險快速集聚。

　　隨著這個行業引導租房者借貸，利用租金時間差加倍投資，承擔主要風險的就不再是創業公司和風險投資方。

　　如果公司發展良好，創始人和風險投資方將獲得巨額回報。業主和租房者得到自己應得的服務，供應商得到應得的貨款。

　　如果公司出事了，創始人和風險投資方承擔創業應有的風險。業主房租被拖欠，有可能斷繳房貸，失去房屋;租房者可能被驅趕，還得繼續還貸款;供應商背負債務，工人拿不到錢。

　　現在一切都亂套了。

　　業主、租客、供應商都是這場漩渦的受害者，但各方為了及時止損，逐漸走向對立。

　　業主維權群原本討論如何和蛋殼抗爭，而現在很多人覺得從蛋殼拿錢無望，都在討論變成如何成功趕走租客和拿回房子，分享經驗。

　　而租客群里，蛋殼的租戶們討論地更多則是房東如果真的撬鎖和驅趕，自己該怎么辦。

　　有被蛋殼拖欠工資的裝修師傅在租戶門外貼上紙條，威脅卸下大門逼蛋殼出面還錢。

　　蛋殼員工也被牽扯進來。由于蛋殼拖欠工資，一些工作人員以解約清退牟利，收費解除租金貸或者清退租客。危機之下，很難說誰比誰更弱勢。

　　有租客想起微眾銀行，舉報電話打到了各地銀保監局。一位上海地區的租客反饋說，上海銀保監局建議他致電深圳分局。很快，各種版本的微眾銀行舉報信和材料出現在多個群中。

　　11 月 16 日，微眾銀行官微首次回應蛋殼租金貸爭議。微眾銀行建議不要驅趕租客，各方尋求法律途徑，但沒有給出任何明確解決方案。

　　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個 “救世主”。

　　11 月 19 日，北京住建委稱針對蛋殼公寓成立了專辦小組，希望能平穩解決此事，后續處理方案會及時公布。25 日，深圳市住建局緊急通知，禁止物業公司以停水、停電、停氣等方式驅趕租客，建議各方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矛盾。

　　“其實我們只需要 5000 萬美元就能把這個公司救活。北京市政府組織了各方股東，里面有很多赫赫有名的大基金，包括 CMC、老虎，召集他們一起來開會�，F在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先出這個錢，別人不出我也不出。他們已經開了好幾次會了，估計這個最后的結果是，大家會都出一點，然后這公司還能救的，畢竟救的金額并不大。” 一位熟悉相關討論的投資人對《晚點 LatePost》表示。

　　5000 萬美元或許可以讓蛋殼繼續運作。但事已至此，會有多少業主、租客繼續使用這個平臺?如果所有人都于它擺脫干系，5000 萬美元是不是夠?不夠的話，誰來繼續兜底?

　　受害者們都期待政府深度介入，建行旗下建融家園曾在 2019 年接盤同樣資金鏈斷裂的長租公寓青客公寓。

　　不同人對于蛋殼暴雷的必然有不同看法。今年 5 月，NIFD 房地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蔡真曾模擬了租金下跌、監管加強等因素對于蛋殼現金流的影響，推測待蛋殼公寓最早會在 12 月發生流動性危機。

　　有幾位投資人則認為，如果不是因為高靖 6 月被抓，這個生意不至于暴雷。

　　一位蛋殼的離職高管則認為暴雷是因為疫情。“疫情期間，1-3月，很多租客無法回到工作城市，租金不交，房間里東西也不能給他扔出去，業主租金要照付。”

　　無論這場資本鬧劇以什么收場，都無法掩蓋一個基本事實：單純靠負債上升實現的業績增長，必然增加公司風險。杠桿既能放大收益，也能加劇損失。它們不會憑空消失。

　　從長租公寓、P2P到共享單車，互聯網公司的技術創新已經深入日常，綁定更多社會資源。當它們過度冒險，占用押金、租金貸等金融工具進行業務擴張，最終危機爆發，承擔最大損失的不再只是創業者和風險投資方，而是整個社會。

　　(文中張興、馮娜、王沖、杜明、王偉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