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惺惺相惜到反目 WeWork創始人與孫正義如何漸行漸遠

　　當Adam Neumann在2016年第一次見到孫正義時，他就清楚地意識到：對方與自己是同一類人。

　　孫正義告訴他：膽子可以再大一些，先將銷售團隊擴充到1萬人。說這話的時候，WeWork全部員工總數還不到1萬人。

　　多年后，這位即將以近500億美元估值將WeWork成功推上市的創始人，在接受采訪時吹噓道：“讓孫正義決定投資44億美元，我只用了28分鐘。”這甚至還包含他上車、下車以及參觀公司總部所花的時間。

　　這樣一個一拍即合，用無數金錢堆積起來的看似戰無不勝的商業組合，最終卻沒能迎來皆大歡喜的結局：WeWork上市計劃擱淺，估值從近500億美元銳減至80億美元。上周，WeWork正式起訴軟銀，稱后者沒有履行向公司投資30億美元的救助計劃，此時，遠在日本的孫正義，在向股東匯報軟銀2019年業績時，以近乎謝罪的姿態坦承：自己的投資決策出現重大失誤，對于Neumann“過分放大了他的優點，而對他的缺點視而不見。”

　　金錢堆砌起的商業帝國

　　Wework在上市招股書中描繪了一幅“繁榮”的景象：從2016年至2018年，Wework的營業收入從4.36億美元增長至18.21億美元，每年營收的同比增速在100%以上，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上半年營收已經高達15.35億美元，顯示在進入2019年后，Wework的增速依然不減。

　　這家主要從事商業地產租賃的公司，目前在全球29個國家111個城市有528處經營地點，50%的收入來源于美國以外，這表明WeWork已經是一家全球化公司。

　　但在營收快速增長的同時，WeWork的虧損也在顯著擴大，2016年全年虧損4.29億美元，到2018年全年虧損額已經進一步膨脹至19.27億美元，2019年上半年虧損9億美元。

　　這樣的虧損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因為Wework的商業模式，即將商用物業通過長租的方式承攬下來，再短租給客戶的業務經營特點，決定了其是一種重資產模式，這種模式的特征之一就是“燒錢”，通過大筆資金的投入進行業務擴張，同時需要承受巨額的虧損。

　　但對于WeWork創始人Adam Neumann和軟銀創始人孫正義來說，“燒錢”并不是壞事，甚至是他們核心的商業策略之一。

　　在許多次公司的內部會議上，Neumann都向其團隊反復強調公司大股東孫正義給他的建議：“不用擔心盈利，盡可能快、盡可能多地獲取市場份額才是關鍵。”

　　私下里，他對朋友和同事說，他知道自己很瘋狂，但孫正義讓他要更瘋狂一些。

　　在一次會議上，孫正義對Neumann說，你不應該為自己的銷售團隊人員精簡而感到自豪，銷售團隊應該起碼1萬人以上。孫正義在說這話時，WeWork全公司員工總數還不到1萬。

　　除了這些孫正義給出的建議以外，真正給足Neumann快速擴張業務底氣的，則是來自軟銀及其他投資者所投入的真金白銀。在準備上市前，軟銀及旗下愿景基金，自2017年以來，已經投資或承諾未來投資總額達到106.5億美元。

　　承載著軟銀的“愿景”，Neumann打算帶領WeWork以近500億美元的估值，沖擊二級市場，再募集百億美元。

　　倒在上市的黎明前

　　這樣的美夢未能成真，WeWork倒在了上市前的最后一刻。Neumann帶領著WeWork在全球范圍內的路演，并沒有受到投資者的熱捧，事實上，其業務模式遭到了投資者的廣泛質疑。

　　盡管Wework試圖向投資者講述一個space-as-a-service這樣一個時髦的互聯網to b服務概念，但敏銳老到的投資者并不買賬，他們認為，即便用許多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科技手段來包裝，WeWork本質上依然是商業地產租賃業務，而不斷膨脹的虧損數字，更是讓投資者望而卻步。

　　除了業務模式本身先天的脆弱性外，WeWork在招股書中靈活運用會計處理手段讓報表變得更加“好看”，這樣的操作也讓投資者變得更傾向于謹慎。

　　例如對于“商業辦公用地運營費用”這一項目的處理上，WeWork將物業的折舊和攤銷費用剔除在外，即便如此，該費用占收入的比例依然居高不下，2016年占營收比例高達99%，2019年上半年占比收入下降為80%，但如果將折舊和攤銷費用計算在內，則商業辦公用地的運營費用占營收的比例在過去幾年都將超過100%，即WeWork通過長租下來的物業獲得的收入，都不足以覆蓋運營這些物業的成本，這還不包含市場營銷、行政費用等多項其他成本。

　　為了向投資者描繪業績向好的圖景，WeWork更是在招股書中生造出了所謂“貢獻率”(contribution margin)的概念，用營業收入提出租賃成本，該指標又被細分為兩項指標，一是包含了非現金部分的GAAP(美國通用會計準則)下，直線法租賃成本的貢獻率，另一個是不包含非現金部分的GAAP準則下直線法租賃成本的貢獻率，這兩個細分指標的區別在于，后一個指標將非現金部分的租賃支出扣除。

　　具體的會計調整為，在運營虧損的數字上，將其他運營費用，市場營銷費用、行政費用、折舊攤銷費用、基于股票的薪酬支出等全部加回，最終就能夠得到比虧損數字漂亮好看地多的“貢獻率”。

　　但這些用會計手段粉飾出的業績向好的跡象，糊弄不了專業投資者，也改變不了Wework一直巨虧他，同時盈利前景不明的事實。

　　由于無法獲得足額認購，WeWork推遲了IPO路演，在同一周，孫正義在美國加州主持一場投資者內部會議，按照原計劃，WeWork作為軟銀的成功投資案例，其創始人Neumann將登臺闡述自己的創業經歷，但最終他沒有能出現在這一次活動上，孫正義在臺上再也沒有提及WeWork和Neumann的名字。最終，Neumann辭任公司董事會主席和CEO一職。

　　軟銀欲獨吞苦果

　　在上市計劃擱淺后，Neumann成了眾矢之的，熟悉內情的人表示，許多投資人對孫正義說，Neumann必須離開公司，作為投資人繼續支持這家公司的條件之一。

　　對于這位WeWork創始人來說，除了離開，已經再也沒有其他選項。由于IPO計劃失敗，WeWork賬上現金僅夠維持兩個月。

　　情況急轉直下，為了縮減開支，WeWork已經采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包括暫停對公司原首席執行官的私人飛機的運營開支、關閉即將在紐約開設的私立學校WeGrow以及計劃裁減約2000名員工等，但這些措施相比WeWork在租賃合約方面付出的巨額開支相比，依舊顯得杯水車薪。

　　兩份對WeWork的緊急注資計劃在當時浮出水面：一份是由WeWork最大的外部股東軟銀所提出的方案，即直接向WeWork注資，但獲得更多的股權和對公司的控制權，另一份由摩根大通銀行所提出，即發行利率水平高達15%的50億美元特別債券。

　　最終，WeWork的董事會選擇了前者，即由軟銀注資，同時創始人Neumann退出，他將手中大部分WeWork股權變賣給軟銀，依然能夠獲得超過近10億美元的現金，軟銀則獲得WeWork約80%的股權。

　　實際上，軟銀給出的是實際上是一份“退出”方案而非“救助”方案，通過該方案，WeWork的股權結構將從根本上實現變更，包括創始人、早期投資者等全部退出，而軟銀獨自攬下這一爛攤子，根據目前所能獲得的公開信息可以分析出：軟銀所給出的80億美元WeWork的最新估值，是在目前的極端情況下，考慮了讓前期投資者至少能收回投資成本全身而退。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軟銀提出的方案包括從WeWork創始人Neumann手中購買9.7億美元WeWork股票，這部分股票約占Neumann目前所持全部WeWork股票的三分之一。

　　根據WeWork此前提交的招股書顯示，Neumann共持有2428730股WeWork A類股票，112507371股B類股和943848股C類股，持股總數為1.15億股，該持股總數的三分之一約為3863萬股，由此計算可知，軟銀提出的方案，對應的每股WeWork股票價格為25美元。

　　相比于2019年初WeWork以480億美元估值進行的G-1輪融資每股110美元的價格相比，目前WeWork的估值縮水了80%。

　　除了從創始人手中購回股票外，軟銀還另外安排了30億美元的從WeWork員工和早期投資者處收購股票的方案，這些早期投資者中，占股比例最大的分別為硅谷知名VC Benchmark和摩根大通，根據招股書披露，Benchmark在WeWork上市前總共持有該公司3265萬股，按照目前每股25美元的價格計算，這部分股權價值為8.2億美元，根據公開資料顯示，Benchmark分別在WeWork的D輪和E輪融資進行了參與，當時兩輪融資的估值分別為50億美元和102億美元。

　　摩根大通作為WeWork上市前的第三大外部投資者，共持有1864萬股，按照每股25美元計算，這部分股權目前價值為4.7億美元，公開資料顯示，摩根大通也同樣參與了WeWork的D輪和E輪融資。

　　根據D輪和E輪融資總額為10億美元，而目前Benchmark和摩根大通所持股權的總值約為13億美元，可以大致判斷出，軟銀給出的方案，應該是大致保證其他外部投資者能夠起碼收回投資成本全身而退，而軟銀自己獨自將WeWork目前的爛攤子攬下，承擔投資損失，這大約也是在目前這樣的極端情形下，各方能夠達成的最大妥協了。

　　軟銀此前已投資WeWork超過100億美元，再加上目前的這份退出方案，軟銀還要再投入30億美元，總共投入在WeWork上的資金超過130億，而這部分股權目前價值大約為70億美元，投資損失幾乎過半，但這也是軟銀早期過于抬高WeWork估值而不得不咽下的苦果。

　　30億美元救助計劃再生變數

　　就在外界認為孫正義與Neumann的故事已經到了尾聲之時，事情再起波瀾。上周，Neumann將軟銀告上法庭，稱后者未能履行之前承諾的30億美元投資計劃。

　　根據軟銀提出的這項計劃，這家投資機構將在今年4月份向WeWork投資30億美元，作為計劃的一部分，Neumann將有權出售價值約9.7億美元的WeWork股票。

　　但軟銀最終反悔了，稱由于WeWork方面不滿足執行這筆投資的條件，軟銀列舉了WeWork正在接受美國司法部和證交會的調查作為理由。

　　在Neumann對軟銀的起訴書中稱，自己對軟銀和愿景基金托付信任，自己和上千名WeWork的其他員工努力打造WeWork，但最終等來的卻是“厚顏無恥”的濫用權利。

　　軟銀方面稱，對于這筆投資協議，軟銀方面并沒有任何義務去執行，而這筆投資最大的受益者則是Neumann本人，他將變現近10億美元。

　　在雙方糾纏不清的同時，WeWork作為一家公司，境況則日益變得更加慘淡，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讓公司本就岌岌可危的財務狀況更加雪上加霜，上個月，WeWork已經在美國多處已租下的商業地產違約，未能及時支付租金。

　　去年底，WeWork的賬上現金為44億美元，但隨著其收入銳減，燒錢速度依然飛快，幾十億美元對于其維持在全球數百處物業的運營來說，依然顯得杯水車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