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芯的十字路口

　　9月15日也就是下周了，無論是否有轉機，在芯片這條路上，中國都沒有第二條路可選。

　　恰如50多年前的一聲巨響，不同文明，且注定會是大國，在關鍵技術上，縱偶有捷徑，但最終一定是要走到獨立自主這條路上來。

　　特朗普上臺以來，一拳一拳打過來，也很明顯看到，早已不是貿易的紛爭，圖窮匕見，卡住中國科技升級，進而遏制中國崛起，才是更大的目標。而一塊指甲蓋大小的芯片，是主角。

　　抽梯人，美國

　　德國思想家李斯特曾用“抽梯子”作為比喻，一個人當他已經攀上了高峰以后，就會把他逐步攀高所使用的梯子一腳踢開，免得別人跟著他上來。

　　80年代美國在半導體領域第一次充當抽梯人的角色，上演了一出日美半導體戰爭。

　　美國半導體技術的發展早期離不開軍方的大力協助，當時嚴格的軍事應用促進了微電子技術的發展。

　　1947年，貝爾實驗室的肖克利、布拉頓、巴丁發明了晶體管，用晶體管代替電子管制造是電子產品的重大突破。在貝爾實驗室發明晶體管之后，美國軍方一直資助這項技術的發展。從1948年到1957年，軍方承擔了貝爾實驗室晶體管研究費用22.3百萬美元中的38%。

　　尤其在50年代中期，軍方對貝爾實驗室的資助一度達到晶體管研究經費的50%。到了60年代美國軍方在半導體上的需求超過了供應量的50%，集成電路超過了72%。

　　美國人沒有意識到這項自己開發的技術，到頭來變成別人的蛋糕。50年代，索尼Sony集團的創始人盛田昭夫在美國出差的時候了解到晶體管這項技術，不過他想到的是將其用在當時時爆紅的高科技產品——收音機。這項新型技術的引用讓索尼乃至整個日本的電子行業成為了世界的領頭羊和模仿對象，日本也成為收音機產品最大的制造國和出口國。1959年，僅收音機一款商品，向美國出口的數量為400萬臺，1965年則達到了2400萬臺。

　　日本真正輝煌在于國家層面推出的半導體計劃，崛起的日本半導體廠商，讓英特爾、AMD(超微)這些曾經的業界驕子年年虧損。到了1985年，美國貿易逆差為1485億美元。其中，日本占據三分之一份額，為497億美元。之后，日本的對美的貿易持續擴大，一度占到40%。

　　日本在DRAM行業中戰勝了美國，成為半導體行業的霸主。這樣的結果直接掀翻了美國這個自由國度民眾關于日本國家的印象，1989年，一項民意測試的結果顯示，68%的美國人認為日本是最大的敵人。當時美國分為親日的櫻花派和強硬的敲打日本派，對日強硬的多來自企業界、國會和公眾，一致的觀點是美國半導體行業削弱將給國家安全帶來重大風險，他們當時已經認為日本是比蘇聯更加可怕的敵人。

　　圍堵日本半導體

　　在1985年6月，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IA)就日本電子產品的傾銷問題提起了訴訟，這個著名的“301條款”，即美國覺得哪個國家存在不合理或不公正的貿易行為，美國可以對該國進行調查，調查結束后美國總統可實施單邊制裁，比如征收額外的關稅、限制進口等等。

　　1986年在美國的威壓下，《日美半導體協議》簽署。日本被迫開放半導體市場，對市場份額也做了硬性劃分，在美日以外市場，日本存儲器價格不得低于美國。

　　在后來，載入歷史的《廣場協議》簽定，美國政府試圖利用日元和德國馬克的升值，減少他們的出口量，緩解本國貿易赤字。

　　上述一項項霸王條款立下來，把日本半導體產業掐個半死，日本芯片市場從1986年的40%份額到如今10%左右，特別80年代讓美國科技企業陷入噩夢的存儲器業務，眼下只有8%的市場份額。富士通、東芝、NEC這些日本鼎鼎有名的半導體企業，如同枯萎的櫻花，逐漸凋零在富士山凜冽的秋風中。

　　解決掉日本之后，美國政府仿效日本組織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合作研究的經驗，由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和美國半導體協會(SIA)共同牽頭成立了美國“半導體制造技術研究聯合體”(簡稱SEMATECH)。

　　SEMATECH具有特殊的意義，這是因為他是美國半導體制造公司與政府合作的產物，打破了美國政府一向強調不干預企業的原則。

　　該項協會自1987年啟動，運行到1995年時，SEMATECH幫助美國半導體企業重新奪回了世界第一的地位。

　　美國70多年的產業發展史，離不開美國政府的扶持與幫助。如今的中國，國家政府也在大力利用政策和投入巨資，試圖迎頭補回失去的差距，來到一個十字路口。

　　中國造芯

　　在中國和美國毛衣摩擦剛剛拉開序幕的時候，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曾在媒體上發言，他借用日本《廣場協議》后的日本市場，向中國發來了他作為過來人的“警示”。

　　如今，美國揮舞著關稅的大棒，那種夾雜著30多年前對日身上的戲碼，始終讓人感覺那么熟悉。

　　其實中國半導體技術起步并不晚。即便在經濟最困難的六七十年代，中國軍工半導體技術也一直保持在世界第一梯隊，但商業民用領域均是一片空白，背后隱藏的問題始終是國家自身產業資本的薄弱，對集成電路的總投資還不及國際上一個大公司一年的投資。

　　中國半導體奠基人之一王守武在1978年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科教工作者座談會就直言，“全國共有600多家半導體生產工廠，其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ー。”

　　中國造芯的前三十年，獨立自主的探索，真正的卡點是那個時代不能夠給予持續造血的能力。

　　后三十年，運動式的集中攻關，背后不考慮成本和良率體制做法與中國產業化和民用化格格不入。

　　在80年代，國務院不惜動用財政赤字，發起了浩浩蕩蕩的半導體“三大戰役”：1986年的“531戰略”、1990年的“908工程”和1995年的“909工程”。以試圖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技術發展道路為主。

　　受制于意識形態誕生出來的“巴黎統籌委員會”，(美歐日等國家嚴格限制向東方陣營國家出口戰略物資和高科技產品，蘇聯和中國是最重要的封鎖目標)，以及蘇聯解體后的“瓦森納協議”(1996年，美國等33個國家簽署的替代協議)，對武器及高科技產品實施嚴格的出口管制，中國依然是被管制國家之列。

　　該規定，西方國家對中國半導體技術出口，一般要按照“N-2”的原則審批，就是要比最先進的技術晚兩代。加上審批中適當拖延時間，中國拿到的技術設備通常比最先進水平落后3-4代。

　　這三大戰役到最后相繼擱淺!到最后逐漸變成從“造不如買”的趨勢。國內的產業為了在短期內獲得效益，購買國外的技術和生產線，自主研發的電子工業思路逐漸被購買引進所替代。

　　新時代的中國，在芯片領域給人、給錢、給物的全力支持政策傾斜，在經歷幾大戰役之后，這種支持力度依然不變。在21世紀初，中國芯片行業進入了海歸創業和民企崛起的時代，但是因為“漢芯”事件，這塊中國芯片攻關史上的傷疤，也讓這個國家開始變得謹小慎微。

　　2006年1月17日，一個類似美國“水門事件”中“深喉”的人物，在清華大學水木清華BBS上，公開指責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院長陳進教授發明的“漢芯一號”造假。

　　這種所謂世界領先的“漢芯一號”不過是陳進從美國摩托羅拉公司購入的56800芯片，然后找來幾個民工打磨掉MOTO的字樣，然后再打上“漢芯一號”，這樣就創造了一款世界領先的“漢芯”芯片。

　　而在當時三年前的發布會上，由多位院士和“863計劃”專項小組負責人組成的專家組對“漢芯一號”進行鑒定的結論是：“漢芯一號”屬于國內首創，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是中國芯片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陳進又相繼推出了“漢芯二號”、“漢芯三號”以及“漢芯四號”。憑借“漢芯”陳進甚至申報了國家科技最高榮譽的“863計劃”，并且說服了國家總裝備部申報了“武器裝備技術創新項目”。

　　這個帖子曝光之后，敏感的媒體飛速介入調查，將陳進的罪行扒了個干凈，“漢芯”事件的真相公之于眾。

　　漢芯是一個謊言，陳進在研發過程中，用多種借口騙取了高達11億元的科研資金，其中大部分都進了他自己的錢包。

　　真相一出舉世嘩然，當時不少相關領域自主研發項目都受到了影響，龍芯的誕生，就被質疑不斷，國產芯片的呼聲一時間沉入谷底以至于麻痹。

　　近兩年，中興卡脖子的事件再次讓國產替代呼聲響起，21世紀的中國“芯”得到的重視較20世紀更加強烈，成立于2014年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專為促進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而設立，外界稱之為“大基金”。

　　基金總額最初計劃約為1200億元，最后增至1250億元，發起人包括國開金融、中國煙草、亦莊國投、中國移動、上海國盛、中國電科、紫光通信、華芯投資等實力雄厚的企業。

　　而這兩年科創板的誕生，注冊制的實施，以中芯國際為代表的半導體企業，這些逼出來的芯片國家隊，國產替代的重任在肩，除了要老一代工作者舍身忘我的啃干糧精神外，不得不承認的是，所有的科技革新背后，其實都離不開一個肯花力氣，愿意燒錢的政府。

　　10年前美國雜志《連線》一篇文章開篇中寫到：“試想，一個國家需要完全依靠從一個與之有著戰事沖突或者經濟往來不穩定的國家進口某種珍貴商品，而且沒有這種商品，其整個社會將被迫停頓。假如這個國家是中國，與之有沖突的國家是美國，而該商品就是芯片。”

　　《連線》雜志一語成讖。

　　結語

　　站在如今的節點，在美國限制華為等中國公司獲取芯片的背景下，中國正在規劃制定一套全面的新政策，以發展本國的半導體產業，應對美國政府的限制，而且賦予這項任務“如同當年制造原子彈一樣”的高度優先權。

　　在美國的重拳打壓下，中國芯已經是最壞的一個時代，同時也是一個最好的時代，發展半導體各項條件我們都已具備以及改善。

　　無論下周結果如何，我們這個民族在經歷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總有那么一點韌性。在反思過去之時，也應該看到未來十年、二十年，或是中國半導體充滿希望的十年、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