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外婆家之后我發現：如果只為了錢 注定走不遠

　　文/吳國平  外婆家創始人

　　我之前做過專業運動員，項目是田徑中距離跑;后來做體育老師，在杭州上城區的一所學校;再后來我到杭州塑料工業公司做工人，我覺得自己體力好，做工人沒問題。27歲那年，我把班組帶成了市級勞動模范。

　　那時候結婚不用錢，生孩子家里補貼，房子是單位分的，父親給的裝修錢，他就一個愿望：我不能離開體制內，因為那是鐵飯碗。

　　1996年單位分房子的時候我已經34歲，還向父親拿錢，我覺得挺難為情。那年月我們工資都很低，養活一個家庭有困難，我們兩天在我父母家吃飯，兩天到丈母娘家吃飯。我覺得自己的生活還是要自理，就想著要賺點錢，改善生活。

　　當時國營企業的福利是，每年夏天發西瓜，過年發肉，所以工會成立了勞動服務公司，做了一個餐廳，想著增加員工福利。可這個餐廳做了一年就倒閉了，企業就在內部招標，想搞個人承包。

　　招標布告就貼在食堂里。我太太跟我說她想去做，我說這要跟老板說。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是車間主任，大小也算個干部。我跟老板說我太太想做這個餐廳，他說：“也行。”

　　投標會在一個會議室里舉行，我太太在前面參與投標，我穿著工作服站在后面看。我當時的心理價位是5萬元，后來叫到7萬元。我跑到老板那里說：“現在承包費這么高，我付不出。”老板說：“你舉上去，付不出，到年底我給你簽個字，你只要不虧錢就行。”我回去馬上舉到10萬元，然后就中標了。

　　1998年，飯店開業，我是總指揮，我太太聽我的，相當于現在的COO(首席運營官)。餐廳開出來十張方桌，兩個圓桌，兩個服務員。我太太什么活兒都做，招人、收銀、服務、廚房打荷、買菜……

　　我帶著兩個服務員到現在的杭大路買了兩條牛仔褲，兩件汗衫就上場了。桌子是曲木材料，60塊錢一張，椅子大概15塊錢一把，加起來一套四人座的桌椅120塊錢，一共花了兩萬塊錢，我們的餐廳開業了。

　　當時的店名叫“外婆家家鄉面”，是個面館。我們沒有過多思考店名，我是外婆帶大的，結婚是在太太家這邊辦的，我兒子自然也是他外婆帶大的，所以我對外婆特別有感情。這些東西沒有特別策劃，都是根據自己的感覺。

　　開業第一個月沒賺錢，老婆說我賣得太便宜了，要漲價。我堅決不同意，我倆吵了一架。我開這家餐廳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希望給像我這樣收入的年輕人提供一個消費場景，因為那時候的餐廳都很高大上，越貴越好，越大越好。

　　我們餐廳開業時，客單價是26元，外婆家現在3塊錢的麻辣豆腐就是那時候出來的，那時候還有2塊錢的拌面，2塊錢的青菜，2塊錢的啤酒。后來成本一直漲，價格就慢慢提高了，但現在也只有60塊錢的人均。外婆家走的這條路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完全從自己的需求出發。

　　那時候不知道要宣傳。我們公司大概1800人，我跟工會說給每個員工送一張券，讓同事都來吃，帶人氣。后面就開始一直排隊，看到窗臺上一排年輕人喝完的啤酒瓶，我開心死了。

　　2004年，我打算從國企出來，全職做外婆家。首先，經濟層面上我一點壓力都沒有;其次，我覺得餐飲市場太大了，跟我之前做的藥包材市場完全不一樣——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空間大、頻次高，又是剛需，我覺得是很好的一個產業。

　　要離開國企心里還是怕的，因為上一次我辭掉體育老師的工作時，回家被父親罵了，而且1999年公司改制后，當時的我也算一個小股東。但做了外婆家之后我發現，如果只是為了錢，肯定是走不遠的。現實問題解決之后，就得解決理想問題。

　　從體制內出來以后，回到家里，父親還是念叨：“那么好的廠長不要做，去做個餐廳干嘛?”到現在，我一直做餐飲，我不想、也沒能力做別的。雖然我也做民宿，但那是情懷的事情，更不是為了賺錢。

　　大概七八年前，去野馬嶺玩，我很喜歡那兒，就想能不能把它保留下來?因為我看到黑瓦白墻就會有記憶。

　　小時候我家就住在杭一中旁，那時候還沒有中河高架。那里有一條小小的河，兩旁的房子跟現在的烏鎮一樣，院子里鄰居之間都很融洽。后來住進商品房，鄰居我一個都不認識。人文的東西越來越少，我想把小時候記憶里的東西留下來，也算是對我們現在生活的一種彌補。

　　雖然我們更向往未來，但這種記憶不能瞬間就消失了。如果我能夠把鄉村留下來，讓人們去回望我們是怎么過來的，用我的話說就叫“留住記憶，留住符號”。

　　記憶是前輩留下的足跡，符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我生在杭州，長在杭州，創業也在杭州，對這個城市非常有感情。我覺得如果有一天我們離開了，總要留下點什么。留些東西在西湖邊，是我的愿望。前輩給我們留下了樓外樓、知味觀，外婆家能不能在西湖邊留下來呢?這樣一想，我覺得太有意思了，比多開100家店都有意思。